那是1970年代，李惠霞和丈夫初到人煙稀少的觀塘，到工業發展起來，這裏才變得人山人海。「親友說觀塘新開發，房協起的樓很靚，不如試試申請。」沒想到一試就成功，觀塘花園大廈有獨立廁廚，對原居於板間房的一家四口來說，當然是很理想的居所，他們先住進花樓（一期）的玉蘭樓，及後再搬至現居的雀仔樓（二期）畫眉樓。由於丈夫駕駛巴士收入不高，李惠霞為幫補家計，於是到觀塘工廠上班。兩條大街之隔，一邊是生活的地方、另一邊是謀生計的場所，這樣的社區養活了許多基層家庭。

當時的觀塘工廠林立，街上攤販星如棋盤。午飯時間，很多小販做生意，熱鬧非常；放工時段，小食攤檔更是擠得水泄不通，「整條街好多嘢食，炸番薯好平！」為了讓兒子放學有零用錢落街買食物，她記得自己曾經情商工廠老闆每周發薪水，也記得與工友感情要好，幫忙搬屋也在所不辭，還會一起到觀塘地標之一的銀都戲院看早場，李惠霞更會一邊揹著細仔、一邊拖著大仔走進這個早已拆卸的戲院。

不過，李惠霞在觀塘工廠上班的時間不長，為了孩子不會學壞，她改為從工廠領取材料、在家做車衣的工作。「十家有九家的主婦都是這樣，坐在屋邨走廊織衫、剪線頭、黐膠花，一邊顧孩子。」當年認識的街坊，直到現在仍會互相通電話、飲茶見面，閒時也會打「衛生」麻雀消磨時間，只是這幾年疫情令她減少外出及見人。幸好，屋邨同層還有她熟稔的鄰居，她說，鄰居為報答她兒子當年替其女兒免費補習之恩，「見我有頭暈身㷫，也會二話不說帶我去看醫生。」